(转贴) 三个人的天堂 (连载)

小珂

引子：我突然想写了(1)
    我们到深圳10年了，拥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堂，我们结婚9年了，正享受着自己营造“蜜月”。

　　我突然决定要写了。尽管几天前，我还是那样愚顽不化，油盐不进，因为不肯写被我那帮朋友恨得咬牙切齿。

　　那是一个毫无主题、毫无目的的聚会。在狂吃一通，撑得目光呆滞、精神空虚、百无聊赖的时候，他们就像往常一样拿我们家的鸡毛蒜皮开涮，并戏称是餐后甜品。

　　“你老哥最近有什么搞笑的话？”

　　“贝贝有什么故事没有？”

　　“老哥”其实是我的先生，俗称老公，只是我从来不这么叫他。我叫他“老哥”或“哥哥”，已经有十多年了。

　　开始当着朋友的面这么叫时还有点不好意思，但后来他们也慢慢习惯了，都是亲人或好友。他们提到我老哥时也通称“你老哥”或“你哥哥”之类，有时带点坏笑。

　　老哥是个律师，从不见他有多忙，没有特别要紧事的时候就经常和我在家“鬼混”，对于我要求一起喝早茶、共进午餐、看夕阳、喝咖啡之类的事常常会答应。

　　老哥最明显的兴趣是读书看报，他说：“只要一卷在握，哪怕不翻一页心里都觉得塌实”。经常在朋友面前一秀，满足点虚荣心的就是摄影。老哥在摄影上有着业余的天分，我非常鼓励他玩摄影，无比投入地献身当他的超模，当然，分不清是是为他还是为自己。

　　不过，老哥对他的爱好有自己的认识：“不爱抽烟不爱喝酒，不爱打牌不爱泡吧，只爱老婆和孩子。”他总是得意地调侃自己：“我的特长是会娶老婆，可惜这特长一辈子只能发挥一次。”

　　贝贝是我们的女儿，现在6岁多了。

　　第一次见到她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说她“好白”，包括为她接生的护士。三岁的时候贝贝已经懂得为自己的白骄傲，她一听别人夸她白，就会回答说：“这是我最大的卖点。”

　　这小女人是个臭美冠军。有一次，看见我穿一套新衣服，站在镜子面前摇来摆去准备出门时，她突然跑进洗手间大哭，一颗颗眼泪从白色的小胖脸上连滚带爬地下来。吓得我们赶紧问她为什么，她哽咽着说：“妈妈的裙子太漂亮了，我没有。”

　　还有一次在电梯里，别人表扬她：“这小女孩好可爱，白白胖胖的。”她走出电梯十来米后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很气愤地说：“谁说我胖，谁自己就是丑八怪！”

　　贝贝爱画画。她有一天晚上十一点了还没睡着，我问她怎么啦，她说：“今天没画画，睡不着。”我说：“那就起来画一幅吧。”贝贝立即花五分钟画了一幅，然后酣然睡去。

　　我们家这两位的故事常被朋友们深度挖掘，并广为流传，而我则在长期的“甜品”事业中，逐渐被老哥授予“隐私贩卖者”的光荣称号。

　　那天在聚会上，我如常报道了贝贝的最新趣闻后，灿灿突然说：“哎，你把这些写下来嘛，写成一本书，绝对畅销。”我大吃一惊，从来没想到自己也能跻身写书者的行列：“啊？写什么？”

　　“就写你们家，写你们的天堂啊，最好来个绝对纪实。”杨杨突然一抹油嘴，来了兴趣。两年前，四岁的贝贝第一次接触到“天堂”这个词，问老哥什么是天堂，老哥笑着说：“天堂就是我们家，我们家就是天堂。”当时正好杨杨在我们家蹭晚饭，听到老哥的回答后，无限扩张地宣扬了出去，并成功地把这句话打造成老哥的名言。

　　“得了吧，这年头写苦难、写不幸有人看，有人同情。因为苦难才深刻，不幸才打动人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写这些，读者看起来才有共鸣。要写幸福，怎么看怎么肤浅，绝对空洞，没人看。”我来了个即兴发挥，希望立马说服他们掐了这念头。

　　“苦难、不幸当然值得同情和尊重，但幸福是每个人的向往，写幸福可以带给读者以阳光和希望。”老金一向思辩，说出的话总是一锤定音般地肯定。

　　还没等我开口，平时并不怎么来事的燕子居然也帮起腔来了：“每次听你讲你们家那些事，我们都很感动、很开心啊，既然我们喜欢，那别人也应该喜欢。你没发现你们家那些鸡毛蒜皮每次都让我们听得着迷？”

小珂

“唉呀，我又不是名人，名人的日常琐事有人追着看，还没见过普通人也来卖自己的破事的。”我对这个话题嗤之以鼻，一点兴致都没有。

　　“不对，看名人的故事是因为追星，因为猎奇，想看看人家名人是怎么过日子的，而看普通人的故事，对于普通人才有教益。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普通人啊，你是‘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’，你的那些幸福理论和幸福故事，一直对我们有启发啊。”真奇了怪了，连薇薇这种不掺合的人都极力怂恿起来了。

　　“可是，我凭什么去说教，我有什么资格说教？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生活大师，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，按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幸福。我的生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？”我简直有点急了。

　　“你不用说教，就如实写下你们的生活就好了，保证读者看了会觉得有意思，会像我们一样哈哈大笑。”Vivian的表情像已经看到读者正人手一本，边看我的书边傻笑。

　　“拜托你们别整我了行不？像我这种平时写几千字的报道都恨不得哭的人，还写书？”我感觉自己就差喊救命了。

　　“你好歹也是咱主流大报一主编，干新闻干了10年了，说出这么丢我们报社老脸的话，小心我叫老总把你给炒了。”Jessica是我的同事兼好友，说话绝对不留情面，看大家这么给我面子，我还一副给脸不要脸的模样，恨不得当场把我骂个狗血喷头。

　　“亲爱的，你只是有点懒，我们又不是没看过你写的东西。”玛亚看大家这么逼我，善解人意地给我打起气来。

　　“好吧，让我好好想想？”我看这个问题越纠缠越严重了，于是不顾他们看我时那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虚晃一枪，收了场。

　　今天早晨有点邪门，我这种平时一觉睡到八点多，还要强烈依靠闹钟的人，居然在早上五点就自然醒了，更奇怪的是脑袋清醒得一塌糊涂，满足得一塌糊涂。

　　我伸了个舒服的懒腰后，扭头看着熟睡的老哥。朦胧的晨光里，老哥酣睡如纯真的孩子，表情恬静、安详，我忍不住伸过手去，轻抚他的脸盘。他似乎感觉到了我，下意识地把手臂伸向我的脖子，我就势将头一抬，枕着了他的臂弯，他用头轻轻碰我几下确认后，习惯性地用头抵住我的头，睡去。我一动不动地枕着他，心里突然很感慨：“天啦，我们相爱都十多年了，结婚都九年了，怎么会有越来越爱的感觉呢。”

　　直挺挺地甜蜜了一会儿之后，我蹑手蹑脚地爬了起来，走向薄雾笼罩的阳台。我趴在栏杆上，听着小鸟欢叫成一片，俯瞰着晨雾中的华侨城，内心无比宁静。看到世界之窗的埃菲尔铁塔，我突然想起刚到深圳时，一直不舍得花100块钱买门票，于是，几年下来每次都只是在外面转悠，然后对老哥说：“外面肯定比里面好看多了。”想想那时的情景，不禁开怀。

　　一晃，我们到深圳就是10年了，10年前的情景，还那样清晰可见，如今，贝贝都快7岁了，成了我和老哥的好朋友，成了朋友们的开心果。

　　一想到我那些好友们，那天聚会的情景开始在脑际盘桓，萦绕不去。那天说的每句话，都在我脑海里拼命翻滚，激活着我的神经。

　　“何不真的写下来？”这一念头从自己脑海中跳出来时，我还是吓了一跳，但突然又兴奋起来。

　　我们到深圳10年了，拥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堂，我们结婚9年了，正享受着自己营造“蜜月”。就写我们的深圳10年，就写我们结婚9年，就写我们三个人的天堂——

　　本书由老哥的摄影作品、贝贝的画和我的文字组成。

小珂

1996年7月，老哥毕业分配到深圳，在一家银行上班，我还在读研究生，在暑假作为随行特使来了深圳。

　　当我们一人拎一个包，来到他们银行安排的宿舍时，两个人坐在地板上相视傻笑：一间大约8平方米的房内，除了一张1米2的床垫，空无一物。

　　“我们有2000块钱，可以买很多东西的，我们有钱。”老哥豪气十足地伸出手，夸张地拍了拍他那人造革钱包，里面鼓鼓囊囊地装着从亲戚那借来的20张大百——我们闯荡深圳的全部费用。

　　傻坐一会儿后，我们掏出纸和笔来列购物清单，写到床上用品时，老哥指指那张床，很诡秘地说：“这床也忒宽了吧，一半就够。”我笑着擂了他一拳。

　　我们去最近的千百意商场（后来没过多久关门了，现在是酒楼），围绕着吃喝拉撒买了一大堆必需品，看到一盏台灯时，我的小资心理不顾当时的经济状况，狂作祟。

　　那台灯的灯罩和灯座都有印象派油画的感觉，色彩绚烂，还可调节光线，我一看到它，立即想买。我感觉那8平米的家，如果有了这盏台灯，绝对不至于惨白和空洞。但一看标价，要160块，我吓了一跳，心想，简直是敲诈。

　　我气得走开了，和老哥去选别的生活用品，但奇怪的是，离这盏台灯越远，我就越想买，绕了一圈后，又拉着老哥回到这盏灯前。

　　老哥说：“这太豪华了吧，妹，我们还不能买电器呢。（因为160块的‘天数’，台灯被尊称为‘电器’）”我当然也知道，但实在想买，站着不动，摇着老哥的手说：“买了吧，哥哥，豪华一把吧。”我后来偷眼看到老哥把这台灯放进购物车时，脸上有一种“豁出去”的表情。

　　这盏台灯后来成为我们家除人以外最大的亮点，它以调节光线的功能，充分地满足了我们的浪漫需求。有时我们将光线调到最低，体会“一灯如豆”的感觉；再大一点点，就朦胧成一片；更大时，橙红的光线就开始表现浪漫；再明亮的时候，我们就坐在床上温馨地用它看书。

　　冬天的夜晚，我们经常早早关了日光灯，把放在床头地板上的台灯调试好光线，爬上床。老哥把枕头靠在床头冰冷的墙上，迅速用背压住枕头，坐好，然后笑着把双手张开，伸向我，我立刻像只温柔的猫，乖乖地坐到他怀里，盖上被子，顺势把我们刚脱下来的外套、毛衣压在被子上取暖。

　　老哥负责捧书和翻书，我什么也不用管，只管把手窝在被子里暖和着。我的背贴着他的胸，他的头放在我的肩上，顺势一歪就能亲到我的脖子，他呼出的热气直吹进我的耳朵，我常常大叫“阅读环境恶劣”。

　　我表现好的时候，就用手揉搓老哥冰冷的脚丫，我边揉他边躲闪，嘴里发出各种怪笑。有时我干脆在他的脚掌里使劲挠痒痒，弄得他满床打滚，边滚边喊“救命”。

　　他乱滚一气的时候，经常会碰倒床垫旁的宝贝台灯，这时我们就会突然刹住笑，一起心疼我们家当时唯一的自买“电器”。

　　每天晚上，我们一打开这盏台灯，心灵就开始享受。

　　在我们后来的N次搬家行动中，这盏台灯总是成为第一重点保护对象。直到2003年，我的闺密玛亚到了深圳，我们把这盏台灯郑重地送给了她，她一直把这盏台灯放在床上，和她最爱的书一起，陪伴她。

　　除台灯以外，我们还咬牙买了一张茶几，耗去巨资120块。这张黑色胶木板的茶几有四个轮子，可以自如地移位，还可以装拆。深圳的许多家具都有这个特点，据说是为了搬家，多数深圳人都会搬好几次家。

　　这张茶几在我们家属于绝对多功能家具。我们用它当餐桌、书桌、写字台、熨衣板，晚上充当衣柜，搬家的时候当小型运输车。作为我们的主力家具，它受到我和老哥的百般呵护，我们用了三年多，一点刮花的痕迹都没有。

　　后来，我弟弟也来深圳打工，我们把茶几送给了他。几年之后，他赚了点钱准备回老家发展，我们的茶几也衣锦还乡，现在还在我弟弟家中，在我们家乡继续发挥着多功能的贡献。

小珂

那一次在千百意商场，我们还买了来深圳后的第一套床上用品：一张草席，一床特价线毯，一个双人枕头。双人枕头死贵，要98块，不过很漂亮，而且枕头也实在太重要了，我们又作了一番强烈的思想斗争，最后还是买了。

　　不过，想到这几样床上用品可以一直用到11月份，我和老哥顿时觉得毕业后来深圳，是一个无比英明伟大的决定，要是去北京，10月份就得添置一套厚厚的床上用品，那得花多少钱呀。

　　买双人枕头时，我很怕别人看到，觉得买双人枕头就意味着告诉别人这两个人睡在一起了，担心别人说“这两个人，这么小，没结婚就住在一起，不害羞”。但后来听说深圳人不太管别人的私生活，再搬家时，我很大方地把双人枕头直接抱在自己身上。

　　十年后的今天，这个双人枕头还在我们家。它听了我们太多甜言蜜语，感受了我们太多缠绵的故事，我不会送人，更不会丢掉，只偶尔把它们拿出来晒一晒，让它们和阳光对话一番

小珂

没想到在深圳搬家真的那么快，刚到深圳才一个星期，老哥他们银行就要我们从燕南路搬到深圳教育学院去，说那里的宿舍空出一间房，比这间大。

　　房间真的大了许多，有十来平米，里面还有一些上一任留下的家具，但也还是“三无”房，没有洗手间、没有厨房、没有阳台。不过我们很高兴，房间大了就可以做饭，做饭就有家的感觉，而且比吃盒饭省钱。

　　当时我的小老乡刘剑平在彩虹新都做保安，他比我们先来，我们去他那玩的时候，他送我们一个不知道用了多少年，也不知道前几任使用者是谁的巨型电饭煲。他从床底下搬出那个电饭煲时说：“掉了漆倒没什么，就是不自动跳闸了，饭很容易烧糊”我极领情地说：“没关系，饭熟了不跳闸，可以闻饭的香味，饭香了就拔掉插头，还可以训练我的鼻子。”

　　我曾经在10岁的时候，操持着巨大的铁锅和铁铲，在煤炉上做我们全家7个人的饭菜。读大学的时候，和死党笨笨，在宿舍用两只脚的电炉煮方便面。读研究生的时候，常和老哥一起用酒精炉做饭。现在居然有了电饭煲，那不是进入电器化时代了？

　　那个暑假，我雄心勃勃地要考当时公认最难考的证，注册会计师，白天老哥去上班，我就在家准备注册会计师考试。老哥试用期只有1400块一个月，他要坐公共汽车上下班，我们一日三餐要吃饭，还要付房租，这1400块，必须通过科学的精算来决定每一块钱的去留。注册会计师考试有一门课是《财务管理》，我说正好“学以致用”，嘿嘿。

　　我们的正餐是老哥回家后的晚饭，经过我的专业精算，我们两个人每天的晚饭只能用5块钱。我每天四点多钟去泥岗路的菜市场买菜，做好饭等老哥下班回来。

　　那个巨型电饭煲顿时发挥了作用，我既用来做菜，又用来做饭，有时先做好菜放旁边盖起来，再做饭，饭好了老哥就回来了。遇到那种应该马上吃的菜就先做饭，把饭打起来再做菜。有时一边做饭，一边在饭上蒸菜。有时把腊肠、豆子一类的东西直接放进饭里一起做，做成菜饭，既当菜又当饭，绝不亚于现在在一流粤菜酒楼吃到的腊味煲仔饭。有时还用它煲汤，汤好以后下进面条、粉丝，超级无敌美味。

　　后来，当我和朋友们开心地说这一段故事时，一位80年代出生的妹妹大叫一声：“麦噶得，电饭煲还可以做菜？煲汤？”我大笑：“俺们无产阶级‘前辈’的生存智慧，你们新新人类难以想象吧？”虽然跟许多比我更老的无产阶级比，我这点事实在算不了什么，但好不容易逮着机会，当然要倚老卖老一番。不过，这也不能怪他们，他们吃的饭都是从电饭煲里盛出来的东北大米、泰国香米，也没看到过爸妈用电饭煲干过别的，当然想不到电饭煲会有那么多妙用。

　　可是在那个暑假，这只巨型电饭煲是我这大厨唯一的武器。我每天变着法子做饭，每天吃的都不一样，用的晚饭钱都不超过5块。我估算着老哥回家的时间，快好了的时候，就趴在窗口看。老哥一进到院子就往我们家窗户望，望见我就猛挥手，然后一溜小跑回来。我在窗口一见到他，就立即把电饭煲插头拔了，然后盛饭，盛好饭时，老哥就刚好进屋。

　　老哥在亲我一下之后就开始赞不决口、“吧唧吧唧”地吃饭。他咀嚼和吞咽的声音，如同演奏欢乐颂，让我得意无比。那时他常常因为疼惜，因为感慨，因为感动而说的那些话，也比后来任何时候说的都动情。本人的贤惠，也在那一段时间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　　而饭后被老哥牵着手在教育学院或银湖散步时的感觉，和多年以后在马尔代夫的夕阳里漫步，或在新疆阿尔泰的白桦林里听鸟叫时的心情一模一样。一样的宁静，一样的快乐，一样的美好。

　　那个暑假将结束的时候，我很陶醉地对老哥说：“哥哥，你知道家的感觉是什么吗？家的感觉就是趴在窗户上等你回来。”而他老人家却说：“家的感觉就是两个人一起穷，一起快活，所以叫穷快活。”　　

小珂

尽管老哥吃着我用5块钱买来的“美味佳肴”大肆表扬说：“你不是用5块钱，你是用研究生的素质、律师的智慧、爱人的心思来买菜的。”但有时候，5块钱以外的这三样东西，也不是那么管用。虽然那是1996年的物价，但用5块钱去菜市场买两个人的晚饭，其实不容易。

　　我那时每天下午四点步行去最近的泥岗路菜市场，泥岗路当时相当地名副其实，晴天灰尘弥漫，雨天泥泞满踝。下午四点去买菜的人主要有三类，一类是保姆，一类是老人，还有一类是永远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女人，最后一类比较多。

　　我当时刚到深圳，对于这类着装的女人不太理解。我不明白女人优美的身体，为什么拿那样一件一统江山的劣质睡衣来罩住，很饱满的胸部，为什么用那样具有透视感的松垮文胸，穿一件脏乎乎的睡衣到处跑，怎么却像出入无人之境？我总是低着头不敢看她们。

　　至于菜市场那种氛围，我从来不喜欢。我总是在路上就盘算好，今天吃什么，怎么搭配，一进菜市场，立即找到想要的菜，买了就飞奔走人。但有时我想要的菜并没有，有时有，又不新鲜了。更常见的问题是价格不合适，有时我认为单价太贵，有时他们不愿意卖两块钱的牛肉或三块钱的排骨，我要么只能作罢，要么得换一家试试，要么要想办法说服那些打着赤膊、浑身油污的卖肉者，这些，都让我难办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本来是打算做肉末烧豆腐、红烧茄子的，我买下两块钱的瘦肉后，意外地发现有一家有个猪腰很新鲜，一问，要3块钱，我想，如果改做肉末豆腐加土法蒸腰花，那也不错，但那样的话总额要6块钱，超支了。

　　我问卖家“两块钱可不可以”，他极不耐烦地摇头。我只好走开去别家看看，走了一圈，发现别的摊档的有的猪腰不如那个新鲜，有的不如那个大，我又回到原来那家，再试着问：“真的不能两块吗？”没想到他勃然大怒：“没有钱你就别买了，3块钱都付不起还想吃腰花。我告诉你，这腰花我不卖了，两块钱？还一块钱呢！”他怒气冲冲又鄙夷不屑地看着我，鼻子拼命地“哼”出一声。

　　我本来只是再试试，他要不同意，我就三块钱也买了，完全没想到他会那么生气，我瞠目结舌，眼泪瞬间滚了出来，赶紧扭头走了，木木地按之前的方案再买了豆腐和茄子走出菜市场。

　　回来的时候，深圳的天空彩霞满天，但我的内心酸楚得没有一丝力气，我拖着像灌了铅的两条腿慢慢往回挪着，心里无限悲哀。

　　快到教育学院的时候，我对自己无力地说：“这就是辛酸，辛酸也是一种感觉，辛酸也是一种体验。人生就在于各种体验，只有幸福、只有快乐，那是不完整的。”

　　接着我分析了一下当时的情景，我对自己说我并没有错，至于他发怒不卖了，只能说明他的猪腰完全值他自己报出来的价格三块钱，而不是我想要的两块钱，他卖的东西物有所值，发现我居然不知道这一点，还跟他还价，他非常生气，或者那一刻他心情不好，可能正为什么事生气，我撞到了他的气头上，运气不佳。

　　这么一分析，我渐渐理解了那个卖腰花的人，接受了他的怒火。我甚至想，没准换了我，也烦了，为了一块钱，反反复复地讨价还价，爱买不买。

　　“不过，我会有钱的。”我长叹一口气后，拼命给自己补充力气：“我读了20年书，是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，考过了律师资格，现在还在备考注册会计师资格。我不相信赚不到钱，我们现在是最穷的时候，只会越来越有钱。”

　　我对自己说完这些之后，开始慢慢恢复体力，说服自己将这件事放下：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，而我的人生里，如意事十八九，我有限的记忆空间，只应该用来储存快乐的事情。对于不快乐的事，应该把它过滤掉。

　　踏进教育学院的大门时，我用劲甩了甩头发，心想，到家了，哥哥要回来了，我要象往常一样，做好5块钱的美味佳肴，等他回来。

小珂

我当然不能把这事告诉老哥，让自己的女人受穷，那是男人的死穴。男人自己受穷的时候，要么忍了，要么来一通国骂，或者展开一场愤世嫉俗的发泄，就过去了，但如果让他的女人和孩子辛酸，那会让他感觉痛到骨子里。我不能带给老哥这样的硬伤，我要养他的胃，更要养他的心。

小珂

1995年的冬天，老哥在深圳找到了工作，回到我们就读的学校以后，他的主要话题成了深圳与武汉、长沙之比较（去深圳之前，他只呆过这两个城市），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，他说：“深圳的公园，那是真正的公园，公家的园子，不收钱的，不要门票。”我听了很吃惊。他还说：“市中心就有个荔枝公园，很大，里面有山有湖，到处都是荔枝树，有四五个门，谁都可以进去的，一天到晚都有人在那吹拉弹唱，很好玩，风景又美。”

　　我当时听了无限神往，想起那一年的情人节，我们去武汉的中山公园，走路找了两个半小时，脚都走出泡了，结果进去半个小时不到，就出来了，一丁点大，又实在没什么可看的，还要门票。出来后想着还要走很远的路才有车搭，我气得说：“什么情人节，简直是死人节嘛。”后来我们每次回忆这句话都会狂笑不止。

　　和许多刚到深圳的人一样，1996年的暑假，我到深圳后没几天，就真的去了荔枝公园。尽管有了老哥的一再铺垫，还是显示了我想象力的没见过世面。我们坐在荔枝公园的湖边，望着蔡屋围一带的高楼，心里豪情满怀，觉得深圳真是和我梦想中的一模一样。

　　老哥满心欢喜地说：“以后你也来深圳工作了，过了试用期，我们两个人就大概有7000块钱一个月，7000块呢，做深圳人好吧？”他说“深圳人”时，比其他的字多用了一倍的力量，这力量让我充满欢愉，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成了深圳人。

　　那个暑假的晚上，我和老哥经常去罗湖国贸大厦一带逛夜景。但当我们享受完那些高楼大厦外墙的繁华灯光，再回到教育学院我们那10来平米的简易宿舍时，初为深圳人的感觉常常变得复杂。

　　当时从罗湖回泥岗路的教育学院只有一路公车，是24路。我们坐24路到泥岗立交桥下，教育学院在马路对面，立交桥下本来有地下人行通道，但当时晚上没有灯，地下通道就充当了许多人解决小急的场所，就算白天也几乎没人走，我们过马路都是在地面钻车的空子，然后猛冲。

　　在当时看来，那马路宽得气人。从立交桥上下来，有比较陡的坡，车速都非常快，路中间有一米左右高的水泥墙隔开，我们过这马路得分好几步。先瞅准车的间隙，然后迅速反应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隔离墙边，再爬上隔离墙，接着等待时机，以同样搏命的速度过马路的另一半，才算过了马路到达了对面。有时运气不好，要站在隔离墙上等很长时间。

　　有一次我一个人晚上回家，还坐在公车上就为要一个人过那马路不由自主地捏紧了拳头。可能是由于太害怕，下公车后我几次尝试着要冲过去，都只跑了两步又败下阵来，总感觉自己对车速、对距离估计不对，再加上那时我的眼睛没做近视矫正手术，不太看得清楚。

　　一直犹豫到第五次，我将心一横，终于冲到了隔离墙下，刚一站定，一辆货柜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，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，爬上隔离墙时，我一屁股坐在上面，只剩下悲凉。我强烈地感觉到，总有一天我会被撞死在这里，脑海里一幕幕浮现出各种车祸现场的惨状……当我惊恐地回过神来时，满脸冰凉的泪水，我感觉自己仿佛死了一次。

　　坐在隔离墙上，我环顾四周。深圳的夜晚真是五彩斑斓，远远近近的灯光层层叠叠，集合成各种图案，把天空映成无边的橙红。长城大厦（那时候从泥岗路完全看得很清楚）真像长城一样长，密密麻麻绵延成一片。我知道那里的人都有了自己的房，每一两个灯光就意味着一个家，每一个家意味着一片令人羡慕的欢笑，他们在上演着各自的欢乐，而我，一个人坐在隔离墙上，只是一个黑影。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买房，什么时候会有自己的家，我还不能有这样的梦，它像星星一样遥远。

　　东去西来的车一排排在我的前后呼啸而过，他们飞去，他们飞来，他们的车灯将我的眼睛刺过去，将我的眼睛刺过来。我被车灯包围了，被深圳夜晚的灯火包围了，我在灯火的中央，但我在深圳的边缘，被包围在隔离墙上。

小珂

我不知道，什么时候可以进入这个城市的中央，什么时候可以成为深圳的主流人群……但我们既然来了，就必须进去，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们有希望，只要不放弃希望，就会有一切……我坐在隔离墙上，用尽全身力气，扮演着优质的打气桶，拼了老命给自己打气。

　　那天老哥出差了，我在隔离墙上坐了很久，回到教育学院时，什么也没洗，就直接爬到床上睡了。

　　那个暑假过完后，我要重回学校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我向老哥挥完手走向火车站台时，心里无比轻松。老哥后来在信中说，我是头也没回地走的。

　　我当时不喜欢深圳，但我知道会自己来，因为我爱老哥，老哥已经在深圳了，我就得来。我这么想时，有些惆怅，有些无奈，也心存希望，感觉很复杂。

　　但我完全没想到，十年以后，有朋友跟我说起深圳的种种不好，问起我的感觉时，我毫不避讳地说：“现在如果搞一场‘我爱深圳’的演讲比赛，我保证‘噔噔噔’跑上讲坛，不打草稿，‘唰唰唰’拿下个一等奖。”

　　十年来，我们到过不少城市，每次从外地回来，火车一进入深圳市区，一看到地王大厦、看到和平路旁栋栋亲切的高楼时，每次都有强烈的回到家的感动，总是忍不住大声说：“哎呀，还是深圳好啊。”每次从宝安机场回来，车行在高速公路上，看到一座座熟悉的广告牌，看到路两旁扑面而来的花草，我的心里，总有着放飞一般的自由和轻松，有一种被深圳拥抱的感觉，那感觉就像扑入了老哥的怀抱。

　　我常常感慨，也许没有哪一座城市，能这样宽松地包容我们这些赤贫而充满梦想的孩子。

小珂

1998年，我也毕业分配到深圳以后，我们又搬回了燕南路，是建艺大厦前的那栋单身宿舍，那栋宿舍现在还在。这已经是我们的第四次搬家。

　　我们每一次搬家都有显著的进步，所以每次都兴高采烈。

　　第一次住的房只有约8平米，一个星期后，搬到了泥岗路的教育学院，也是“三无”房，但有10多平米了，才一个星期就让居住面积大了两倍，老哥形象地说：“简直是坐直升飞机嘛。”我对他这比喻大为赞赏，以后的每次搬家，我们都笑称“坐直升飞机”。

　　第三次搬的家还是教育学院，但多了一个独立的洗手间，想着可以不用再去公共洗手间洗澡，不用在洗澡的时候，听隔壁的男高音歌唱，不用被动地偷听男生们在隔壁的浪笑，我开心得手舞足蹈。

　　第四次搬家，虽然还是一间房，但已经有阳台，有洗手间，在阳台上可以设置简易厨房做饭了。这当然是飞跃，这样我和老哥就可以一起做饭了，可以搞厨艺大比拼了。

　　这次搬家时，我们已经得到“前辈”指引：“买家具不要去商场，很贵的，应该去旧货市场，便宜。”

　　我们得此真传，开心地去了南园路的旧货市场。几百块钱买了个全套：一张一米五的床、绿色的皮沙发，当然是人造革的，还有电视柜——为了迎接香港回归，我们在1997年6月29日买了一台十九寸的彩电——总之，该有的全都有了。

　　我们一起把墙刷白，在墙上贴上老哥在教育学院住时买的塑料名画。这幅名画花了老哥50块。老哥买来这幅画时，无比得意，说：“这画多美呀，而且不褪色的，脏了用鸡毛掸子扫掉灰就可以了，还可以用水洗，搬家的时候取下来一卷，轻轻松松就带过去了。”

　　当全套家具送来，摆放好以后，我大叫起来：“天啦，真像个家！”后来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去华强北的万佳百货买了全套一米五的床上用品。这家商场过几年后也没了，当时生意火得很。

　　配合床和沙发的绿色调，我们选的床上用品也是绿花和绿格子的，非常漂亮。这么一布置，家的氛围变得极其温馨。我环顾着这10来平米的家，无比开怀。

　　这种感觉就是现在回忆起来，还是一样温暖。尽管现在的家在华侨城，房间是双拼户型，有200多平方米，是温情的英伦风格。

　　那个周末，我们兴奋得哪儿都没去。老哥不时地擦擦地板胶、摸摸人造革沙发，那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比今天护理我们的意大利真皮沙发认真多了。我在一米五的床上滚来滚去，把新的床上用品一次又一次地贴到脸上，闭上眼睛，无比陶醉地感受那松松软软的质感。

　　老哥满足地说：“这下，我们算是安定下来了。”

　　安定下来了的我们，开始居家过着二人世界，努力工作，从容积累。

　　当时我在一家财经周报社做记者，这份报纸当时在业界很影响力，也是迄今为止老哥唯一自费订阅的报纸，5块钱一份的报纸能让很多热爱它的读者，一连找几个报摊去买。有一次我们在山姆会员店门口做发行推广，一位读者很吃惊地对我们说：“这么好的报纸还需要推广？”他当即订了几份，送给他的朋友们，我们感动得差点当场给他做一期“财源人物”。可惜当时我们都不懂得报纸需要像企业那样来经营，所以在亏损几年后，它被改成了别的报纸。

　　那时我对工作有着变态的热情，常研读《纽约时报》、《美国在线》、日本《经济新闻》和伦敦《泰晤士报》等，俨然要做个全世界一流的财经记者。而老哥除了做好他们银行的法律顾问工作外，时刻准备着出来做律师，开律师事务所，做合伙人。

　　我们晚饭后常去上步路的四川大厦一带散步，坐在草地上，看着不远处的园中花园，觉得那几栋楼优雅而含蓄，漂亮极了，特别是华灯初上的时候。我无比羡慕地对老哥说：“有一天，我们会不会也能买那样的房子呢。”老哥很肯定地说：“当然啦，我们是两只勤快的燕子，会不断地衔泥，不断地做窝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去那样的地方做窝。”

小珂

那时候，我在报社的工资大概3000块钱一个月，交了房租后余下的钱用来安排日常生活，老哥的4500块钱就可以全部存起来。我对老哥开心地说：“两个月就可以成为万元户呢，真是爽！”“是啊，以前觉得万元户那么了不起，没想到现在一不小心就当上了！”老哥赶紧拿出自己的存折，无比得意地凑过来给我看。

　　后来，当我们手上有10万块钱的时候，我们这两只燕子就开始到处看楼，准备去高楼里筑窝，“密谋”着又一次坐直升飞机。

小珂

1999年秋天，当我们把爸妈从机场接到家时，老爸大叹一口气说：“哎，做梦都没想到有今天！”

　　这确实需要想象力，他们的父辈以及祖先们从来都不曾离开过老家，他们住的房子是从茅屋进化而来的土屋，他们曾经拼了老命，也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吃饱。当年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把九个孩子拉扯大，让他们自己挣到饭吃，并且吃饱。而今天，他们居然坐着飞机，来到了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海边，看到了六十多层高的房子，他们的儿子在深圳工作了，还自己娶了媳妇。

　　那天中午在外面吃完饭，我们带爸妈在附近转了转，他们感叹了好几个小时后，总算适应了这个反差太大的事实。晚上回到家，老妈突然说：“只有一间房，怎么睡呢？”

　　我们得意地带爸妈看了我们的阳台，在他们来的前几天，我们早就准备好了。

　　阳台有1米2的宽度，我们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张1米1的床，正好放了进去，不过，上床只能从床头爬进去。我们把刚到深圳时买的单人床上用品，从简易的塑料衣柜里拿出来，再次派上用场。然后，去东门布艺批发市场，选了一种非常温馨的粉蓝色花布，批发了一大捆，再用铁丝、夹子，在床四面的墙上、窗户上打好钉子、连好铁丝，围成床帘。顿时，我们的床就成了平民版的“公主”床。

　　我们让爸妈睡1米5的大床，我们就睡阳台上这张小床。老妈对此很过意不去。最近一次来我们家，她老人家还很感慨地回忆说：“那时候你们多可怜，两个人住那么破的阳台，睡那么小的床，让我们睡你们的大床，我每次想起，心里都过不得。”说着抬起布满干裂痕的手去抹泪。我们每次都笑着反问：“难道让你们睡阳台？”事实上，无论那时还是今日，我们都不觉得那很可怜，而是很温馨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当我们两个人猫着腰先后爬进平民版的公主床时，感觉重新回到了可爱的童年。我们并排躺在床上，看着四周粉蓝粉蓝的床帘，非常得意，觉得那个小小的世界里弥漫着浪漫和梦幻，而我们的小床，就是小人国里王子和公主的婚床。

　　正那么开心着时，老爸和老妈突然鼾声四起，我们静听了一会他们的鼾声后，两个人同时一把将毯子拉过头顶，在里面大笑不止。

　　那两个月，我们每个周末都精心研究最能代表深圳的去处。老哥负责用他不太地道了的家乡话解说，我负责后勤。两位老人家一边担心着我们的钱都用完了，一边满心欢喜地享受着他们“做梦都没想到的”一切。

　　我们白天出去游玩，晚上四个人坐在大床上或沙发上，同看一部小电视机。深圳的深秋有点冷了，我每晚一冲完凉，就窝到老哥身上看电视，坐在对面的老妈则顺势把我的光脚抱在胸前，扯开她宽大的衣服包住我的光脚。

　　对于我们所花的钱，必须在报价时非常自然地砍掉一个零或两个零，否则他们不但不开心，还会难受。在餐馆吃饭如果花掉两百多，就得根据他们的可接受程度，在报告餐费时像拣了大便宜似地说：“这家真划算，才三十多块钱。”老妈后来批评说：“深圳餐馆的服务什么都好，就是要自己去服务台买单，这一点不如我们县城的餐馆。”我和老哥听了相视一笑。

　　在买水果上，更是如此。有很多水果，比如车厘子、山竹、布林等，都是当时的湖北老家所没有的。我们在报价上一律都按老家的橘子、香蕉等进行处理，单价都在一块、两块不等。他们常常边吃边说：“深圳真是好，天气好，环境好，工资又高，物价又便宜。”

　　不过这种报价，后来差点让我们破产。

　　两个月以后，爸妈要回家了。在考虑带什么礼物给村子里的人们时，爸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些又好吃又便宜的水果。他们决定给村里的七户人家每家一箱车厘子、一箱布林，他们算了一下，每家要花二十块钱，但他们说难得我们这么有出息，应该表示一下心意。

小珂

一听他们的计划，我和老哥在心里吓了一大跳，以眼睛示意，悄悄拿了计算器，藏进我们平民版的公主床里去算。这些要带回去给乡亲的水果，就算去福田农产品批发市场去批发，最低也需要5000多块。是坦白说出实价，还是咬咬牙买了？我和老哥小声地盘算着。

　　最后，我们完全按爸妈的意见办了。一是因为他们吃苦一辈子，不容易，难得这一次这么高兴；二是我们发现每个老人家，多少都有点虚荣心，干脆满足一下；三是我们想象着他们跟村里人说着深圳的物价有多便宜，东西有多好时，那个高兴又放心的样子，我们开心。

　　但后来的事情让我们完全没想到。

　　过春节时，爸妈打电话来说，乡亲们想要我们多买一些水果托运回去，“费用一块钱一斤也好，两块钱一斤也好，照付”。爸妈回去以后，村里人都知道了原来深圳的水果比老家还便宜，又好吃。

　　这下我们终于傻眼了，如果还照那样报价，如果每年过年过节都这样托运水果回去，我们绝对要破产了。

　　我们只好老实交代。

　　据说，爸妈后来对于我们的虚假报价感叹了一个多月，有难受，有痛惜，也有窝心。

　　爸妈回去以后，我在办公室整理我们一起拍的照片，准备寄回去。同事们没事拿来看，看到我们的合影，说：“你跟你爸妈还挺像的呢。”我说：“是吗，难道我和老哥真那么有夫妻相？”他们非常吃惊地说：“你一天到晚跟我们说爸妈来了怎么怎么，我们还以为是你自己的爸妈呢。”我说：“我的感觉真的一样。”

　　我跟同事们说起老妈抱着我的光脚丫看电视的情景，他们很感叹地说：“婆媳关系被认为是人类最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你们怎么这么简单呢。”

　　这么多年来，我每次想着我的光脚丫，轻踏着老妈松弛而热乎的肚皮的感觉，想着那柔软的肚皮，曾经孕育着我的老哥以及另外八个兄弟姐妹，想着她那安详宁静的表情，我的心里常有一种母爱大过天的温暖。我想，不管是婆婆还是自己的亲妈妈，只要都有真正来自心底里的爱，那就真的一样。

　　事实上，爱我婆婆是件很容易的事，她虽然不识字，但很有文化，虽然没读过书，但世事洞明，在她身上，有着中国传统母亲的一切美德。她吃过很多苦，从来忍辱负重，她生了九个孩子，却从来没有坐过月子，在养育九个孩子的近二十年里，她从来没吃饱过，更没有好好上桌吃过一餐饭。

　　老哥说他小时候半夜醒来上厕所，经常看到老妈用冷水和着剩饭，坐在一堆没完成的农活前，佝偻着背往嘴里猛扒，看样子是饿极了，才想到要吃点晚饭填肚子。我每次想到这个场景，鼻子会发酸，眼睛会湿。同样作为女人，她们那一辈人吃了太多的苦。在那样一个赤贫的年代，要养育那么多儿女，是非常艰难的事。现在好不容易等到儿女们大了，可以接老人家来大城市享点清福的时候，他们又不习惯都市里的生活。我常常很感慨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养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子，自己没享到什么福，福都让我享了。”

　　这10多年来，每次我给婆婆钱的时候，她总是推脱着说：“哎，你们结婚我们都没给过一分钱，你还每次给我那么多钱，钱都被我用光了。”

　　我总是大笑着说：“我们还有很多钱呢，我们在深圳工作一个月，你要辛苦好几年才赚得出来，刨土豆要刨几座山，我们的钱给你们用是最划算的。”

　　有时，她攥着我给的那把钱，拉着我的手，含着泪说：“你们俩可怜呢，在那么远的地方，没有一个人能帮你们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吃了很多苦吧，所以总是这么瘦。”——全世界只有两个人认为我瘦，一个是我婆婆，一个是我妈。

　　我每次听婆婆说着这话，环顾着他们那几间土砖砌成的房子，和房子里十多年没变过的摆设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。我们给她再多钱她都舍不得用，也说服不了两个老人家离开他们的田地和自己养的鸡，我们在这里享受都市里的繁华，他们在清贫的山区为我们担着心，积攒着土鸡土蛋，随时准备着给哪个孩子。

小珂

这么多年，我和婆婆没有很多时间在一块相处，但母女之间的那份彼此怜惜，却经常能感觉得到。老哥对此无比欣慰。

　　事实上，当我对婆婆好的时候，老哥的感觉比我对他自己好，更开心、更感激。如果说女人对公婆好需要原因的话，这就是最简单、最直接的原因吧。

小珂

我和老哥师从同一个导师，郭锐教授，他视我们亲如己出。郭老师的大女儿叫郭少宁，我们叫她少宁姐姐。她常被我们尊称为与时俱进的杰出代表，很早就打破铁饭碗，来到深圳闯天下。

　　1997年，郭老师也来了深圳，到少宁姐姐家过暑假，我们第一时间去看他。在考虑买什么礼物去看郭老师时，我和老哥几乎同时脱口而出：“荔枝！”

　　那时侯，我们在内地吃不到新鲜荔枝，只能偶尔吃到褐黄色的荔枝干。对新鲜荔枝的向往，却因为背唐宋诗词，早已有之。

　　我和老哥一到深圳就买来荔枝吃，当时根本不知道吃荔枝会上火，更不知道在吃完荔枝后要喝点盐水，只觉得好吃。我边吃边说：“怪不得人家贵为皇妃都爱吃。”那晶莹剔透的果肉，一口咬下去，满嘴甜汁，就算吐出来的核，都亮晶晶的，格外可爱。我们一口气吃了五斤，感觉真是过瘾。不过对当时的我们来说，荔枝的价格还是有点贵，要好几块钱一斤，我们吃了一次就没敢再买了。

　　既然是我们的导师来了，再贵都得买来去看他老人家。

　　我们拎着一大塑料袋荔枝去看郭老师，荔枝红彤彤的，外表虽然疙疙瘩瘩，但里面白白的果肉太有诱惑力了，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老哥看我馋成那样，笑着从袋子里揪了一颗下来，说：“吃吧，一颗看不出来。”我急忙吃了，接着也学着他的样，从袋子里揪一颗下来，递给他：“吃吧，一颗看不出来。”他也大笑着吃了，吃完后还咋咋嘴。

　　我们就这样你一颗我一颗，边偷笑边揪着，边吃边扮着鬼脸，时不时调整一下袋子里的荔枝，把被揪掉的蒂埋在下面，掩盖着“犯罪现场”。各揪了好几颗以后，快到了少宁姐姐家了。我一看到她家那栋楼，失望地说：“今天怎么这么快呢。”老哥看到路旁浓密的灌木，突然灵机一动，说：“妹，我们干脆藏一扎到这树里面吧，反正少一扎，看不出来。”我听了大笑，觉得老哥真是聪明绝顶。

　　后来我们选了一根电线杆做参照物，我望风，老哥藏荔枝，他偷偷猫着腰藏完后，大叫一声：“快跑呀，快去快回。”我说：“不用，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宝呢。”

　　到了少宁姐姐家，我们跟郭老师聊了一会后，我对郭老师说：“吃荔枝吧。”郭老师似乎对国家时政的兴趣远远胜过好吃的荔枝，他没接话，继续针砭时弊。我本来盘算着，如果他吃，自然也会叫我们吃，那不是大赚了？

　　等郭老师和老哥聊了一会，我还不死心，又说：“郭老师，吃荔枝吧，我们今天给你买的荔枝很新鲜的。”老哥听出我语气里的着急，突然会意，站起身直接去拿我们放在地上的荔枝。这时少宁姐姐说：“荔枝冻一下更好吃，把这些放冰箱吧，我把冰箱里冻的拿出来吃。”我和老哥大喜过望，抿着嘴相视一笑。

　　冰过的荔枝好吃多了！冰冰的、甜甜的，肉多汁足，一吃到嘴里就变成一个“爽”字！我和老哥贪婪地吃着，谁也不说话。突然又觉得这样吃太不妥了，互相示意着，僵着手指放下荔枝。

　　那种感觉是痛苦的，明明可以很爽，又不得不顾及着该死的礼节，克制着自己；明明可爱的荔枝就放在眼前，却只能偷偷地咽着口水。我们痛苦地坐了一会之后，几乎同时提议“走”。

　　我和老哥都记挂着那一扎藏在树丛里的荔枝，虽然没有冰过，但吃起来可以无所顾及。我们快速地走向那根电线杆。

　　“荔枝不见了！”我大叫一声。老哥赶紧跑过来，细细地拨开灌木搜了两遍：“真的没看到！”我们突然像两个泄了气的皮球，瞬间耷拉下来。我气得要死，有一种小偷好不容易偷来的东西，却被别的小偷轻而易举盗走的感觉。

　　老哥犹疑地想了一想，突然一抬头，看着电线杆，大笑：“妹，你搞错一根电线杆啦，我看了的，不是这一根！”。他快步跑向最近的那一根电线，一弯腰就拎出了荔枝！

　　我们立即坐在草地上吃起来，那种失而复得的开心、那种狂吃的快感，都让我想就势在草地上打几个滚。老哥吃完后，假扮苏东坡，捋着那不存在的长须，无比满足地点着头说：“不妨长做岭南人啊，夫人意下如何？”

小珂

几年以后，我们经常把荔枝一箱一箱搬回家，单位发、朋友送、自己去果场摘，每年都多得吃不完，有的珍稀荔枝还要几十块钱一斤。我们常常吃几颗之后，就不想再吃了。

　　老哥这时就会说：“藏一扎到树丛里去吧。”

　　真感谢那时候那么穷，让我们的人生有着不同状态下的享受，真骄傲我们穷得那么有智慧，无论多穷，都有办法宠爱自己，宠爱自己的爱人。

小珂

有一个日子曾经让全世界人民兴奋了好几个月——千禧年元旦。千禧年的概念原本来源于基督教教义，但后来从宗教涵义扩展成为全人类的庆典活动，原本隐含的末世意味也被跨世纪的喜悦所取代。

　　尽管路透社一再报道说，有三万名黑客已锁定2000年前后利用电脑病毒作怪，很多企业正为Ｙ２Ｋ千禧虫问题忙得不可开交，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虫子留给专业人士去处理，千年等一回的开心理由，不能放过。

　　谢雨欣的千禧年贺岁曲老早就传唱开了：“千禧的浪漫，终于盼到，我真幸运。两千年，你好吗？都辛苦了，我给大家拜年了，我们一起许一个美丽的愿望……”

　　媒体连篇累牍地推出有关千禧年话题的系列报道，有的报纸还别出心裁地开辟“千禧年把爱说出口”专栏。各类千禧年音乐会、千禧年庆典活动的资讯漫天飞舞，拼命激活着人们的神经。

　　商家拼了老命来抓这千年一遇的商机，各种千禧年纪念品、千禧年优惠、千禧年旅行线路铺天盖地而来，疯子才能保证不遭受他们的“厚爱”。

　　到了12月中旬，几乎人人见了面都问：“怎么过？”、“怎么迎接千禧年？”

　　“我们怎么过？”老哥也忍不住了。“笨笨和孟子过来和我们一起过。”“啊？那你赶紧策划呀。”

　　笨笨是我读大学以来的死党，我俩一起干过的坏事可以写一本30万字的全集，那些只有我俩才创造得出的开心故事，简直要用箩筐来装。那时候她装模作样地帮我考察老哥，不知道蹭掉我们多少饭，做了多少回可恶的电灯泡！

　　不过这也使得老哥和她的关系简直就像我和她一样，我们称呼她要么是“笨蛋”，要么是“土人”，比较正式点时，就叫她的小名“笨笨”，因为小时候小名叫得好，长大后这家伙聪明得一塌糊涂。研究生毕业后，她在广州工作。

　　孟子是笨笨的老公，超级可爱，可以信口列举的优点有N条。基于笨笨和老哥的热乎劲，我们俩常常拼命地互道倾慕，以达到交叉平衡的效果。

　　“早就策划好了，我们去深圳东部，迎接新千年的第一缕曙光！”

　　那时候我去过的深圳最东头是溪冲，那里有个工人度假村，我曾去住过。笨笨宣布他们要来的当天我就订好了房。

　　12月31日，所有的人心里都开始倒计时，所有有大钟的广场都准备好了在那历史性的时刻，万人齐喊“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”。我们一边准备着此行的用品，一边急切地等着笨笨他们从广州过来。

　　这两个死家伙直到下午四点才来，我们在火车站一接到他们就直往东部冲。当时老哥才刚学会开车，跟朋友借了辆已经用了十年的小型货车——皮卡，跌跌撞撞地前行。这辆濒临报废的小皮卡是手波，一停到红灯路口，再启动时，总是死火，这时新手老哥就边唱歌边流汗（他一紧张就这样），我则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，冲后面的车队狂扮鬼脸，以分散司机大佬的注意力，让他们喇叭留情。

　　一路死火地开到溪冲，老哥一拔了车钥匙，跳下车来，冲着轮胎就是一脚：“拖拉机！”我们狂笑不止。

　　三下五除二换好泳衣后，我们扑向海滩。这可是二十世纪最后的夕阳，最后的大海！我们争分夺秒地畅游着。

　　晚饭后，把房间里的床罩铺在沙滩上，四个人坐在上面，同盖一床被子，面对满天星斗和茫茫大海，胡吹海侃。海风迎面而来，远远近近放烟花迎新年的几个小孩，急不可耐地预演着璀璨星光，感觉真是爽呆了。

　　“他们怎么知道我想看烟花呢，帮我们买，帮我们放，我们只用像老佛爷似地坐在这里看？”老哥自作多情地占着便宜。我们原本也想买烟花的，但太贵，放弃了。

　　“孟子，你牵的是我的手！”我大叫一声，把他们三个吓了一跳，随即一齐大笑起来。孟子本来是要牵笨笨的手的，因为窝在一个被窝里，挨得很近，结果错牵了我的手。

小珂

“老哥，你得牵一下笨笨的手，要不咱家吃大亏了。”一听这话，笨笨立即把双手从被窝里抽出来，孟子条件反射似地一把捧住，老哥则大笑：“你这个坏人！”我盯住他们三个的表情，无比得意。

　　临近十二点，我们赶紧撤了。回到房间去！中央台有文艺晚会，在世纪之交要转播世纪坛上的钟声，为全国人民祈福。我们要点满一屋子蜡烛，开好香槟，和着世纪的钟声许超级大愿！

　　我把五斤重的特价香槟拿出来时，笨笨开心得手舞足蹈。我们俩捂住耳朵，眯着眼睛远远地站在门口看他们开香槟，非常担心泡沫和气体把房顶冲个大洞。“你们俩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没有？开了啊！”两个坏人拼命制造着紧张气氛。我和笨笨则像小时候第一次放冲天炮一样，吓得弯腰勾背缩成一团，只敢拿眼斜瞅过去。

　　“啵”，轻轻一声，香槟开了，既没有气冲房顶，也没有泡沫四溢，只有一些小泡沫从瓶口慢涌出来。“怎么回事？”“怎么回事？”都是第一次买香槟，第一次开香槟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笑着，没有答案。

　　许完愿，喝过香槟，接完许多通千禧年祝福电话后，我们急忙排队洗漱准备睡觉，五个小时之后，就要迎接新千年的第一轮太阳，五点半就得起床看日出呢。

　　干嘛排队洗漱？嘿嘿，因为我们四个睡一个房间！虽然那时我们到深圳已两年多，告别了吃“五块钱的美味佳肴”的光荣年代，但自掏腰包出来度假，还是奢侈第一回，老实说，还订不起两个房。

　　“一晚上要三百多？拜托，最多订一个房间！刚好有两张床呀，你真是英明。”笨笨大肆表扬着我——“年幼无知”的她当时还不知道最便宜的标准房是两张床。

　　上床之后，我们心照不宣地开着那盏床头灯，以昭示自己绝不干坏事。

　　分别躺下后，老哥握着我的手，在手心直捣蛋，我只好拼命咬住牙关，不笑出声来。看笨笨和孟子在那张床上睡得悄没声息，我在老哥耳边说：“他们一点邪念都没有呢？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老哥很不服气。

　　闹钟一响，我们就手忙脚乱地奔向事先踩好的日出观察点——现在的万科十七英里所在地。当时沿着金海滩花园下去，有很美的山体和巨大的礁石。站在山坡上，可以一览无余地欣赏海上日出。

　　当被人类赋予极其特殊意义的新千年太阳，在我们的惺忪睡眼中如期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和众多摄影发烧友对着它狂拍，然后四个人在大礁石上扮演原始人初次见日，猛跳太阳舞，以庆祝新千年的到来。

　　一直high到十一点半，才退了房坐着呼哧呼哧的“拖拉机”回到市内。

　　一不小心鬼混到晚上，怎么睡呢？这个问题随着新千年的第一个夜幕悄然而至。我们当时还住在燕南路的单身公寓，只有一张床，爸妈回去后，阳台上那张小床又卖回给旧货市场了。

　　“这样，我们三个睡床上，横着睡，孟子睡沙发，应该刚好够长，试试看？”笨笨此言一出，我们三个人立即大声叫好，觉得她简直有总设计师的谋略。

　　一米五的床横着睡不够长，我们就把吃饭用的折叠椅拿来搁脚，为了隔绝笨笨和老哥之间的直接亲密联系，我扮演绝缘体，睡中间，他们两个分别挨着我的左膀和右臂。

　　并排躺了一会，我刚想翻个身对着老哥，笨笨立即大叫起来：“哎，反过去，对着我！”正要侧身照办，老哥拼命扳住我的肩膀：“不许翻，哪有这样重友轻色的？”

　　“好啦，好啦，我平躺行了吧。”我拿他们没办法，只好平躺着，手被一人牵一只。

　　“别吵啦，排排躺，睡觉觉。”孟子喜欢睡觉，一个人独享沙发，恨不得立即钻进梦里。

　　我们乖乖安静下来，只敢扭扭头、捏捏手，互相扮扮夸张的鬼脸示意。那种感觉就是小时候过家家，或是在幼儿园睡午觉，天真、顽皮而纯净。

　　睡到半夜，我突然感觉身上的被子被横向拉来扯去，较量在逐渐升级。我没作声，窃笑，嘿嘿，反正我总有被子盖，再说呢，一边是老哥，一边是最好的女友，这案子可不好判。

小珂

“笨蛋，别再拉被子了！”笨笨终于忍不住大叫起来。老哥一听，立即投诉：“你简直是恶人先告状，孟子，看你们家笨笨，我都完全没得盖了。”

　　“啊，我没听见啊，笨笨，他没冻着你吧。”孟子独占一床被子，开心得很，边伸懒腰边护内，把老哥气了个半死。

　　笨笨和孟子回去以后，我算了一下那三天的花费，将近1000块，老哥说：“是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呢，不过我们四个人玩得多开心呀，这也像迎接千禧年，是历史性的，说明我们已经有能力度假了，里程碑呢，嘿嘿。”

小珂

那是1998年9月初，我毕业分配到深圳才一个多月，有一天，老哥懒懒地对我说：“妹，现在你也分配过来了，我们得考虑一下买房子的事了，有房才有家的感觉，买了房才算个真正的深圳人。”

　　我说：“哦。”回答这么简短是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我刚来深圳工作，对深圳可以说一无所知，所考虑的是怎样尽快胜任工作，买房这么的大事，我还没想过。

　　老哥看我迷糊，接着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在深圳，有一种叫福利房，是专门分配给公务员、老师的，很便宜，但我们不符合条件。还有一种是微利房，有深圳户口的人都可以申请，比福利房贵，但比商品房便宜多了。”

　　我一听，来了兴趣，说：“那我们不是可以吗？”

　　老哥很平淡地解释说：“谁都想要的，所以要排队，先排到先得。”我不解：“那我们也赶紧排去呀。”

　　老哥还是很平淡：“排队要证的。”

　　我很纳闷：“证？什么证？”

　　老哥完全没感觉地说：“结婚证嘛，得尽快去办了。”

　　我轻轻“啊”了一声说：“那我不是要和你结婚了？”

　　老哥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我们早就结婚了，我们早就‘那个’了啊，现在只是去办个手续，领个证而已，好排队买房。”他整个一去银行办张卡的感觉，还是为公家办卡的那种。这是为我们两买房，这么重大的理由，从他嘴里说出来好像只是叫我去办件小事而已。

　　我有点失望地说：“可是我原来是想要到教堂去结婚的。”我像许多女人一样，从少女时期就一直梦想着和自己心爱的人，一起站在神父的面前，当着所有亲朋好友的面，庄严神圣地说出“我愿意”三个字，我认为只有那样，一生的爱情才算是有了着落。

　　听我说想去教堂结婚，老哥飞快地说：“去教堂只是一种仪式，我们以后可以补嘛。先去排队买房要紧。”停了一小会儿，他又赶紧说：“我打听过办证的程序了，你明天去报社打个证明，证明我等下写好，你只要找领导盖个章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请一天假，去把这事办了。”

　　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我，上面打印了办理结婚证的程序，他看上去有点厌烦地说：“真麻烦，形式主义。”

　　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那种淡淡的、懒懒的语气里所蕴藏的阴谋，后来再仔细回想这一段对话时，发现他的奸诈在于，把结婚这么重大的事，淡化得如同只是要我去银行办张卡。而且，在整个“骗婚”过程中，他都极力避免提到“结婚”这个字眼，一直学法律的他，完全刻意地混淆了“结婚”和“那个”的含义。

　　最后，关于我神圣的婚姻，我只是在日期上做了一点主。我选了那一年的阳历10月12日，即阴历的9月22日，作为我们去“办那事”的日期。我用我的方式看了个日子，10月12日，就是1012，意思是“要您要爱”，而9月22日，即“久爱，爱”。当我把那个日子及解释告诉老哥时，他压抑着心底的狂喜说：“妹，你真可爱。”

　　一年以后，老哥一个也分配到深圳的同学来我们家玩，说起排队买微利房的事，老哥说：“微利房都很小的，而且位置又偏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买微利房，要买就买商品房。”我当时正在阳台做饭，听完这话立即冲到他面前，狠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说：“好啊，你这个骗子！”他那同学听了一头雾水，而这个被我识破了诡计的骗子，只是吐了一下他那狡猾的舌头，笑着问我：“妹，饭好了没？”

　　等他那同学走了以后，我一把把他推到床上，猛地坐到他肚子上，掐住他的脖子说：“说！你为什么骗我？”他抱住我大喊：“救命啊，谋害亲夫呀——”

　　他后来交代动机说：“你那么优秀，深圳优秀男人那么多，你要被别人抢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所以第一要紧的就是，趁敌人还没下手，先把你拿下，免得一天到晚担惊受怕。”

　　这个骗局后来一再遭到我的清算，我每次提到这事时，老哥总是一副得逞的样子，他有时说：“嘿嘿，幸福的陷阱嘛。”有时，他也反清算。